他走进凶杀现场

以上内容看起来应该出自一本扣人心弦的悬疑小说，或者至少是本情节紧张的侦探小说，无论如何和“新闻”二字扯不上关系。但事实恰好相反，这段文字出自纪实文学《冷血》，而此书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正是“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冷血》以冷静却细节饱满的笔触，写了一桩真实发生在堪萨斯州的谋杀案。赫布·威廉·克拉特是个诚实而受人尊敬的农民，靠经营农场白手起家，和妻子、一双十几岁的儿女，一同生活在堪萨斯州花园城郊的霍尔库姆镇。小镇宁静而祥和，镇上的人们相互友爱、勤劳善良，但是不知何故，一夜之间，克拉特一家竟全部被杀。

克拉特一家人遭遇杀害前平静、幸福，对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毫不知情；两位凶犯的成长历程既充满辛酸又令人不齿，使读者憎恨之余又不免唏嘘；而冷静睿智的警官千里追凶，步步逼近真相的过程也让人大呼刺激……

杜鲁门·卡波特层层抽丝剥茧，带领读者走向事实，虽然笔调是冷峻的，但却能引发温热的悲悯和更深刻的思考。无怪有的评论家将这本书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纪实作品。”

这本书的不同寻常之处，除了引人入胜的剧情之外，还有杜鲁门·卡波特开创性的素材收集方式和写作方式。

1959年的一天，偶然读完关于这起凶杀案的新闻报道，卡波特大受触动，下意识地觉得可以用这个题材写成一本书，或许将非常精彩、甚至能传世不朽。心中骤然升起这一念头，他便立即行动起来。

卡波特先向《纽约人》杂志提出撰写关于克拉特一家被谋杀的调查报道，为此他作了精心准备。卡波特之前从未去过堪萨斯州，于是他特意去找了好友，蓝登出版社社长贝纳特·塞夫，请他帮助安排采访堪萨斯的当地人。塞夫特地又就此事给他的朋友堪萨斯州大学校长詹姆斯·麦克坎博士打了电话。麦克坎博士答应可以把“全州一半的人民”都介绍给卡波特作为采访用。

收到校长的来信后，卡波特便和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哈发·李踏上了去堪萨斯的路途。两人一起在那里呆了两个月，进行多方的采访谈话、做详细的笔录或录音。卡波特不仅采访了案件的关键人物，还访问了大量的市民，尽可能多地接触各色人等，为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包括采访和资料收集，卡波特积累了足有6000页的笔记。可以说，他的整个素材收集过程，都符合对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要求。这6000页笔记中记录的，是各色各样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是千万个足够靠真实之力打动人的生动细节。

另外，在写作的过程中，卡波特也另辟蹊径，采用了一种他自己称为“非虚构写作”的手法：小说完全按照案件发生的顺序来写，吸收了新闻写作的很多技巧，只陈述事实而不做评价。

在叙述中卡波特采用了完整的对话记录，这种实录方法是新新闻主义作品的一大特色。虽然这些描述读来似乎有些单调、沉闷，但它们让读者有身历其境、亲临现场之感，有效地缩短作品中的事实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产生真实可信，甚至震撼心灵之感，让读者有机会从一个侧面品读美国的社会现实。

同时，卡波特细致刻画作品中人物社会身份，使他们定位于现实世界中。通过深入透彻分析入物的心理状态和社会性背景，卡波特提出深刻的、富有独创性的观点，引起人们的思考，时常聚焦于例如有关美国社会矛盾、司法制度、青少年教育等等重大问题。

翔实的资料储备、新颖的写作手法和真实案件的震撼人心，使《冷血》成为了卡波特的代表作之一，为他带来了巨大成功。《冷血》于1965年在《纽约客》杂志分四次连载，并刷新了周销售纪录。1966年，该书正式发行，引起所有媒体高度关注，一时之间卡波特占领了杂志封面与电视节目。《纽约时报》书评为他做了史上最长的专访。而卡波特的传记作者说，这段经历甚至比民间流传的华盛顿砍樱桃树还要流行。

卡波特的另一代表作是《蒂凡尼的早餐》，后来被改编为电影，由著名影星奥黛丽·赫本出演。这是卡波特和赫本夫妇的合照。

《冷血》一书的写作，遵循新新闻主义要求，被视为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但并非没有受到争议。小说家玛丽·麦卡锡就认为《冷血》“不伦不类”，《新共和杂志》书评家斯坦利·考夫曼甚至认为，对这类作品加以评价本身就是“荒谬之极的事”。

《冷血》一书所受到的非议，和新新闻主义所受到的本质上十分相似，后者甚至一直延续至今。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也被称为“新集纳主义”，是一种20世纪兴起的新闻报道形式。其报道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进行细节刻画。

新新闻主义，作为一种依赖“文学写作”的报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20世纪5、60年代美国社会反传统、反权威、反理性的社会氛围的刺激而产生。彼时，美国局势风起云涌：在海外，朝鲜战争偃旗息鼓没多久，美国很快又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在国内，肯尼迪当选总统并遇刺、性解放、摇滚乐革命与“嬉皮士”文化、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的被害等事件，都让美国社会动荡不安，新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与此同时，随着电视普及和多媒介的活跃，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越来越难满足人们对真相的渴望，而作为虚构体裁的小说，更无法及时有效地反映现实的变化，于是有别于传统新闻报道的“新新闻主义”应运而生。

美国作家、记者汤姆·沃尔夫对新新闻主义的形成影响深远，被称为“新新闻主义之父”。他的代表作是20世纪 60年代末期的小说《刺激酷爱迷幻考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1968年），描写一群嬉皮士通过吸毒、波西米亚式生活和穿越国家的旅行来寻找自我，这是沃尔夫与其嬉皮士同伴的真实旅行记录，读来却犹如短篇小说，吸引了很多读者。

1972年，汤姆·沃尔夫在当年第12月号的《时尚先生》（Esquire）上详细指出了新新闻主义写作者会采用的四种技术： 

1、一幕幕场景接场景的结构（scene-by-scene construction）；

2、对话全纪录(full record of dialogue)； 

3、第三方观点(Third-person point of view)；

4、众多象征性细节来勾画人物。

而这四种“技术”，都富有文学作品的气息，以前被视为是小说家的“独门功夫”。

1973年, 汤姆·沃尔夫和同伴约翰逊一起，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 编辑了一本《新新闻主义》，“新新闻主义”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而《冷血》一书的一炮而红和大受好评，正是这种“主义”发展的高峰，也充分证明了它在应用过程中所受到的广泛认可。

然而，作为一种“新闻”却掺杂了文学创作的成分，也让新新闻主义饱受诟病。关于这种部分脱离了真实性的“新闻”能否算作新闻的争论，从新新闻主义问世的第一天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新闻理论界认为，用这一体裁进行新闻写作的记者，往往会为了追求戏剧性效果，而受到对事实进行篡改加工的激励，最终歪曲真相、失去了新闻的本来目的。

进入80年代后，新新闻主义的发展陷入尴尬局面。随着1981年《华盛顿邮报》记者珍妮特·库克因虚构新闻人物而被收回普利策奖，学界对新新闻主义展开了激烈批评，这种和文学藕断丝连的报道写作手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新新闻主义传入中国，对于每个传媒人来说都是一种启发。确实，对于新闻真实性的高要求和不懈追寻，应该是每个新闻从业者自觉的坚持，但除此之外，如何与受众更加亲和、如何打动读者、如何带领观看报道的人身临其境地进入新闻现场，也是必须思索并不断探索的命题。

卡波特亲身“走进”了凶杀现场，使万千美国人也跟着一起贴近了纤毫毕现的震撼事实，受到了心灵的触动。“真实自有万钧之力”，而怎样用好这万钧之力、怎样把事实本身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向受众传达，或许才是新新闻主义所带给我们的，最宝贵、最值得借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