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社长眼中的大学出版

从2004年开始，我会在每年的“世界阅读日”前后，选择一本关于图书和出版的书进行深度阅读。今年我选择了蔡翔教授的《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原因有三：一是国家新闻总署柳斌杰署长为该书写了一篇非常长的序言《只有高起点，才能大发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就我所知，这是他担任署长后对大学出版事业所做的最为系统全面的论述，这既说明了他对大学出版的重视，也说明他对于本书的重视。二是蔡翔长期浸淫出版，现又在大学出版社社长任上，他对大学出版的理解值得同行和关心大学出版的人士重视。三是我曾在大学出版社工作过若干年，对大学社有比较多的感性认识，后来离开了出版社，这为自己观察和思考大学出版的问题提供了适当的距离和非常好的视角。

讨论大学出版，首先得回答大学与大学出版的关系。我国现有100余家大学出版社，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于50年代外，其他都成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是为了适应当时高等教育发展而产生的，可以说是应势而生。但大学出版一旦产生，它就成为了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了学校教育资源集成、科研成果转化和服务社会的重要渠道。由于有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又赶上了教育大发展的难得机遇，我国大学出版社总体来说发展非常迅速，已经成为国家整个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大学出版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大学本身的发展。前几年，有记者采访有关大学校长，几乎每一个校长都对出版社对于学校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的大学出版社甚至比其所在大学有更大的社会影响。

其实，大学与大学出版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使命有很大的交叉性。早期大学主要任务是人才培养，后来逐渐扩展至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国际交流，现在又有学者提出大学还有引领文化的功能。出版社虽有商业的追求，但出版终归是内容产业，其重要使命是整合和传播知识，而且在知识积累和文明传承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高水平大学与高水平出版社一定是伴随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发生发展的。正是由于大学与出版具有某种通约性，几乎每一所一流大学都非常重视出版社的建设，或者说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出版社。欧美国家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等，我国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几年前，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教授写过一篇题为《大学出版与出版大学》的文章，认为“一方面大学出版社承担着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的使命， 这为它的发展划定了一定的轨迹，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出版；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轨迹可以依循，又为它提供了在这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先天便利，使它有条件成为一所‘出版大学’。”当时我对“出版大学”一说有点不解，现把它放在大学发展的背景下考虑，则容易理解了。

讨论大学出版，必然会涉及大学出版的价值观。对此，作者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篇幅。其中给人印象深刻者，是对大学出版要内含大学精神的强调。对于什么是大学精神，在出版界也许只有大学的出版人才会认真去思考。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因此多有见之文字的论述，比如任过云南大学校长的吴松先生认为：“大学之‘大’，唯在‘不停解蔽，永远批判’；大学之‘学’，当求‘教为不教，学为创造’”。作者则提出，大学精神要者有三，一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二是科学与人文的精神，三是求实和批判的精神。只有独立和自由，才能心存根基和底气，有所守，有所持，有所向，有所创，以烛照社会之前进；只有兼修科学和人文，才能孕育理性，接近真理，创造和传承文明；只有求实批判，才能为社会进步探寻出富有建设的答案，克服自身局限，不断超越自我。这种精神是一种普照的光，照耀并指引着大学内的每一个机构和个人。大学出版离开这种精神，就谈不上是大学的出版，与社会出版也就无异。因此，大学出版一方面要在遵循出版价值观的基础上，将大学精神光大开来和传承下去，另一方面，大学出版自身要践行这一精神，以文化和学术追求为己任，服务教育，不断创新，为建设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提供更多的精神产品。一句话，大学出版的价值观是出版价值观与大学精神的有机统一。这是大学出版相异于其他出版的特质所在，也是大学出版光明前景的基点所在。

讨论大学出版，也必然要回答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同一功能和使命的完成，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机制模式。我国的出版社包括大学出版社长期以来被定性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这种事企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证了出版单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事企模式显然适应不了发展的需要，改革在所难免。这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怎么改的问题。因此，几年以前，我国出版社开始了大规模有深度的改革，除人民出版社、民文出版社等外，绝大多数出版社要转企改制，采用现代企业制度。从去年开始，大学出版社也进行了转企改制的试点。这是顺应大势的举措，将有助于培育更多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型市场主体。但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很多大学出版社对有关专制必要性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政策的强力推动而非自觉的认同，说得具体点是，改制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对改制出版社减免所得税的政策优惠，而不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是把文化追求和商业理性对立起来，以为改制成为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公司后，大学出版社就会放弃学术追求而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是个真正的企业，经济效益当然是其重要的考量因素，但这并没有妨碍商务出版为世人瞩目的具有传世价值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可见，文化追求和商业理性并不必然是矛盾的。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现在大学出版的学术性不够，是商业理性缺失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当然，大学出版体制机制的重塑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既有利益阻力，也有观念阻力，还有改革知识不足所导致的摩擦。因此，大学出版的改革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要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原则。对此，作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悟，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论述。特别是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详述了大学出版的资源战略和竞争战略，我想这对大学出版人思考自己所在出版社的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虽然我一直认为，每一个个体都不可重复。

文如其人。蔡翔是个率性真实的人，书中也就多有率性真实的思想和文字。正如其导师柳斌杰署长所说：“学术是心力的运动。每一次研究都是学习领会到成果输出的个人心智博弈的过程，每一次研究都是既有成果之上的又一次阶段性创新和下一次研究的起点。”作为一社之长，工作繁忙，事情繁杂。蔡翔能够静下心来，广泛阅读，深入研究，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进行系统而理性的思考，让人佩服。这是我选择本书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写下上述文字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