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的教书人，十几年的出版人
访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闵惠泉
本文刊载于《图书馆报》2012年5月11日A08版。网址：http://a.xhsmb.com/html/2012-05/11/content_43722.htm
闵惠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硕士，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文学博士。
上个月，在中国传媒大学新落成的图书馆新馆里举办的77级校友返校见面会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胶片的美好时代》《电视师傅》《马上开讲》等“传媒记忆”系列丛书作品。会后，记者采访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闵惠泉。
“永远的读书人、几十年的教书人、十多年的出版人，使我深感每一本好书从内容到形式，从编辑、装帧到出版与发行，都凝聚着思想和智慧的流动。”这是闵惠泉对自己的简单介绍，也是数十年的从业心得。
出版工作不允许犯错误
自大学毕业以来，闵惠泉在中国传媒大学工作了三十多年，到出版社也近十五年。以1997年为界限，之前一直在学校里教哲学，之后他来了出版社。
谈到教书与出版工作的不同，闵惠泉说：“我觉得到出版社工作最大的感受是出版社所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不允许犯错误，一旦犯了错误白纸黑字改不了。但遗憾的是出版人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时候很感慨在学校里教课，下课就走了，但出版社却因为很多失误犯的错误不可更改。”
闵惠泉认为，出版工作严肃性更强、挑战性更高、要求也更高。“所做的书，不一定是自己的专业，涉及面很广，有时候把握驾驭能力有限。不管谁做出版，做好这份工作都是很不容易的，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不管做编辑也好，总编辑也好，都具有挑战性。”
闵惠泉说：“如果要总结自己哪一阶段做的工作让自已感觉不安，那一定是在出版社工作的这段经历。”当初，带着领导的指示和自己的兴趣来到出版社，一干就是近十五年。“领导的信任给了我这样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那就尽量去做，但做得也并不是让人很满意。”言谈中不但透着读书人的低调和谦逊，还夹杂着一些文化人的理想和激情，这与他的生活学习背景不无关系。
闵惠泉是个典型的北大“土著”，从北大幼儿园、北大附小、北大附中一直读到硕士毕业，现在家还在北大，有很深的北大人的文化情结。他坦言，这可能在无形中带来了理想主义这种文化情结。
出版社立得住要靠好书
自1985年建社以来，围绕着“致力于专业化教育出版，打造传媒类精品图书”的特色出版理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出版涉及播音主持、新闻传播、影视艺术、媒体管理、文化创意、广告、动漫等传媒领域的各个学科，涵盖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层面，广泛团结了传媒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以及一线业务骨干。年出书码洋四千多万，品种达三百六十余种，形成了传媒领域的专业出版优势和品牌效应。
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传媒大学出版社以发展为主题，以图书生产的两个效益为中心，以更好地服务大学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为目的，打造了一批精品图书，也使得出版社在业内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得到了很大提高。闵惠泉认为这些成绩与社长的领导、全社的努力、学校的支持有很大关系。
但闵惠泉坦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毕竟是一家大学出版社，而传媒大学是专业性非常强的一所院校，所以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基本围绕着传媒，编辑室所涉及的出版方向都是传媒大学最重要的学科方向。“我们是一家小社，跟大社比，不管从人员配置、规模、品种来讲，都有很大差距。我们最需要做好的一件事就是紧紧围绕大传播的理念，从全媒体的视角来反映传媒界的理论和实践，总结这些经验。这几年，出版社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出版了一些为读者所认可的书，这点令我欣慰。”
另外，闵惠泉认为，出版社要正视现实社会。他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版社的压力很大，社里全部都是市场化运作，有时候出于无奈，要做一些能带来经济效益或有出版补贴的书。但是我觉得一家出版社要立得住、被人所知晓，并不只是你的社长、总编叫什么，这都无关紧要，真正给读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出版社出版过哪些好书。就像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的社长、总编辑，但都知道他们的好书。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读者记住，我们在文化的传承和在学术的传播上做了一点点工作，这是我们感到欣慰的事。”
说到书，闵惠泉特别提到，传媒大学出版社近几年比较注重引进国外的优秀学术著作及文化著作。
比如，出版社引进了法国的戏剧系列图书，受到了法国朋友的肯定，所出版的书被收录进法国国家图书馆。如其中一本书《传播学的100术语》是法国一位非常著名的出版人所作，是一种对传播学的另类解释，可读性强，充满了法国人的智慧。“这是法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书系，相当于一个百科全书，出版了上百种，都是法国在某一领域中的著名专家和学者所写。欧洲人的读书习惯和我们不太一样。有些书效益非常好，能印十几万册。但在国内，大众读书心理和消费习惯可能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些图书，再加上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在国内的效果就差了一些。”
出版人要跟上时代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出版数字化的普及，的确给传统的阅读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现在新的阅读群体和过去的群体有很大不同，今天的年轻人，能不能很有耐心地抱着一本经典著作从头到尾看完，真的不敢保证。我们出版人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适应读者新的阅读习惯，推出他们乐于接受的图书。我想这其中就包括，书要编得更加精致、更加简练、更加到位，这是对出版人新的挑战。”闵惠泉感叹道，“学术著作不是写得越多越好、越厚越好。但同时，把一本著作浓缩得很好很少并非易事。有人可以把书写得很薄，有的学者把书写得很厚，如果作者能把一个学科用非常简练的语言让现代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掌握，才是最好的书。”
传媒大学出版社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学术著作投向馆配市场，而作为一名出版人，闵惠泉对图书馆的发展也有着自己的担忧。他说：“每年都有几十万种新书，任何一个图书馆都能把新书采购来放到图书馆，但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有文化内涵和保存价值，图书馆面临如何选书的问题，把好书推荐给读者，在万千图书中知道哪些是读者需要的，这就需要图书馆工作人员具备很高的职业素养。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图书馆怎么保存书、怎么推荐书，这都值得关注。”其实，这也正是图书馆人一直在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