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交官曾经这么说过，新中国头30年是解决“挨打”问题，第二个30年是解决“挨饿”问题，今后30年要解决“挨骂”问题。虽是一种比喻，却耐人寻味。
且不说，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在国际上遭受着更加严苛的审视，也面临着不同意识形态的龃龉较量，使“挨骂”在所难免；单从国内来说，许多干部可能都有类似感慨：经济发展了，批评声却比以前更多了；埋头苦干着，有时却得不到理解认同，一些群众甚至“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出现这种情况，有社会转型期矛盾增多的因素，有干部工作不到位的原因，也有群众水涨船高的期待。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经常被忽略，那就是一些干部只重视搞经济建设，对意识形态工作却不想做、不愿做、不会做。有的片面理解“行胜于言”，将宣传思想工作视为可有可无的点缀，新闻发言人成了“不发言人”；有的奉行明哲保身之道，害怕说错话、表错态而保持沉默，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忽略能力提升，对新的舆论环境一片茫然，躲媒体、怕网络、当鸵鸟。
不善于表达自己，就会“被表达”；不主动回应诉求，就是放弃话语权。这些年来，因为表达不当而招来的批评质疑，因为信息不畅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因为缺少沟通而导致的误解对立，无不说明，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如果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尤其在今天，国际上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内人们思想互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如果意识形态工作还停留在原地，不仅要吃大亏，甚至还要犯大错。
改革开放至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基本共识。对于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但也要看到，治国理政是一项综合工程，如果把领导职责简化为“抓经济”，把执政兴国等同于“惠民生”，就会走入另外一个误区。历史和现实反复说明，经济建设做得再好，也不能一俊遮百丑。试想，如果经济发展逻辑和意识形态宣传“两张皮”，说服力从何而来？人心凝聚和政治整合只靠经济利益，持久性如何实现？如果跟群众连话都说不上，又谈何做群众工作、为人民服务？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干部说起经济工作来头头是道，但谈到意识形态工作就枯燥乏味，不是照抄照搬的老一套，就是空洞无物的旧说辞。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谈到“本领恐慌”时，曾经举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现在我们的有些战士，他们识字比营长识得多，他们从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能认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写短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们的营长、连长……不但文章不会做，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如今，面对迅猛发展的新媒体，面对各阶层不断提高的表达能力，领导干部如何真正跟上时代的脚步，如何避免新的“本领恐慌”？
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一个重要方面就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于抓宣传思想工作。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两把刷子，一个道理能深入浅出地阐释清楚，走到哪里都能很快同群众打成一片，讲的话群众喜欢听，写的文章群众喜欢看，工作才会主动，才能得心应手。只有善于在众声喧哗中明辨主流支流，善于从百家争鸣中把握真实民意，把重大决策部署宣传到位，把涉及群众利益的政策解释到位，把群众关注的热点引导到位，才能真正做到解疑释惑、活血化淤、疏导情绪、平衡心理，从而实现党和政府“无形资产”的增值。
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我们党来说，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能不能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继续保持党的思想宣传优势，需要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继续做出回答。（本报评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