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褚时健逝世，让新媒体也卷起一阵风。主流观点歌颂“艰苦创业精神”，贬抑者冷嘲热讽“贪污还要立牌坊”。

当然，差异本身并不稀奇。稀奇的是，阅读两种报道，同样是有理有据呈上褚时健的人生经历，却写出了两个褚时健。

褚时健的才能和精神虽然值得学习，但媒体的“神化”却显得有些夸张。

中粮我买网写道：“上个世纪90年代，王石做房地产一年只能卖到十几亿的时候，褚时健的红塔集团每年上缴国家利税上百亿。当今巅峰如阿里巴巴2017年不过缴税300多亿，而褚时健的红塔在上个世纪90年代做到的成绩，可以说放在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无人可以望其项背。”

不止如此，文中还称赞褚时健为“成功的王者”“极致优秀的人”，关于褚橙品质的赞扬几乎是软文水准。

文末甚至写出“而褚柑坚持山泉水灌溉使用有机肥、物理除虫，这就是在褚时健强大的个人理念下才会干出来的事。这样做必然会增加成本，但是守护住了褚老作为一个极致优秀的人的人品。消费者多花一些钱想必也是愿意的”这样的段落。

将一个企业家夸张称为“王者”、“极致优秀”，再将其产品与人品挂钩，这种思路并不陌生。

究其原因，一些媒体对褚时健的狂热其实与褚橙的营销策略是分不开的。

《“褚橙”热卖的品牌营销启示》指出，“褚橙”的命名就在暗示产品属性，刻意与褚时健本人的形象挂钩。

文中写道：“2010年从外地毕业来到昆明工作的王女士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吃褚橙的经历：下班路过一家水果摊，见一横幅打着‘褚时健种的冰糖橙’。”

“出于好奇，王女士到水果摊和老板确认‘种橙的褚时健’是不是就是‘那个褚时健’。‘褚时健的故事我曾听人八卦过，印象很深，当老板确认就是他的时候，我就买了点品尝，味道出乎意料的好。’”

褚时健的经历家喻户晓，出狱后借助个人品牌的信誉成功营销褚橙，再到现在人们继续无尽缅怀与崇拜，一个成功而励志的企业家形象跃然纸上。

然而，这只是媒体塑造的第一个褚时健。

申鹏在《是谁在神话褚时健》中写道：“现在，他去世了，媒体铺天盖地、追思、悼念、惋惜，仿佛要把他塑造成一个烈士，一个英雄，一个被体制束缚，生不逢时的普罗米修斯，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我记得于敏先生今年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大的动静。

“1995年贪污上千万，是什么概念？生在那个时代的人都明白，不需要我解释。对于法院的判决，他本人从未否认，那是证据确凿的事情。如果换了是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国企领导，估计大家早就异口同声骂起来了。”

“但他是褚时健，是曾经红塔山商业王国的传奇人物，是王石顶礼膜拜的偶像，是众多中国企业家心目中的教父，也是资本的一面旗帜，所以，沉默的大多数发不出声音，而媒体们统一了口径，把他写成了一位圣贤和伟人。”

而《人物》的《褚时健90岁之后 摧毁与重建》一文中，讲述了褚时健一家三代亲人分离与重聚，又为继承权忧虑的生动故事。

女儿在狱中自杀，内向的外孙女不得不寄居人下，在国外打工自立；儿子与褚时健有着巨大的分歧，甚至为了获得自由，结婚后立刻离婚，旅居异国。

直到褚时健重病，儿子终于忍不住回国来看望，褚时健一句“你怎么回来了，有没有问题？”又让儿子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关怀。晚年的褚时健费心妥善安排继承权，只渴望平静的家庭生活。

这篇文章中，褚时健又乍然被塑造为一位渴望亲情的老人，褚时健与儿子、外孙女破碎家庭的真情令人“感动”。

可申鹏写道，“褚时健的妻女亲人，更是把玉溪卷烟厂当作了自己私家的金库，肆无忌惮予取予求，他的妻子‘烟草皇后’马静芬，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他的女儿‘烟草公主’褚映群，利用父亲的权力，索要和接受3600多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这在当时，都是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

“褚时健本人，也绝不干净，1995年，年过70岁的他即将卸任，新总裁就要上任，他不甘失去权力和巨额财富，便指使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私分了300多万美元公款，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

“而在面临司法调查的时候，褚时健不但不配合，反而试图携带外汇准备潜逃国外，被边境公安截获。”

褚时健摇身一变，又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贪腐企业家。

每个故事都在为我们介绍一个不同的人。

对褚时健溢美之词的报道绝口不提这些贪污事实，集中放大他的商业才能与家庭形象；对褚时贬斥的报道无情列出他受贿、企图潜逃的黑历史。

一个人物，千面形象，这让我们不由得反思，作为媒体到底该秉持怎样的思路进行报道。

精彩的报道很难，从众多选题中挖掘不一样的角度更难。但过于另辟蹊径，也有模糊重点之嫌。对风云人物的评价关乎价值观层面，稍有不慎便会误导读者。

褚时健其人，也许事发后中纪委的总结最为客观：

“功不抵过，过不掩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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