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焦虑证实了她对现有世界的怀疑。它如此危险，随时处于崩溃的可能之中，是因为她在其中生活是不幸的。她并不愿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她很明白正在忍受的一切与她的愿望相违。就此而言，她求助无门，不敢贸然反抗，她的屈从不是出自本心，她怨天尤人。”

“她本来就对有效的解决方法兴趣不大。她抗议男人、生活和自己的生存处境，可是不能成功地摆脱这一切。”

——《第二性》

3月18日，北邮学生焦越在考清华大学研究生结果出来后发布微博，控诉遭到“性别歧视”，甚至包含“得到消息后一度想要自杀”“难道女生就不配学物理，不配得到尊重吗”等内容。

面试视频如果得到公布，真相也就公诸于众。但目前事件最有趣的部分不在此，而是在性别话题如此敏感的今天，焦越微博下的热评也没有众口一词地为她的遭遇“抱不平”。

最大的争议来源于考研被拒，尚未搞清楚是不是因为自己不适合学校要求，就在社交媒体上将结果归结于“性别歧视”的一顶大帽子。虽然事后焦越也承认“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冷静后对不负责任的发言感到愧疚”，但事件已经发生，焦越也做出了自己的归因。

这样的下意识，可以说明问题。

从俞敏洪称“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了国家的堕落”，“性别歧视”始终敏感。

焦越事件中，一部分人显然认为女性遭受歧视的问题严峻，对焦越抱有极大同情，而截图中的热评则在质疑焦越本人是否过于在意性别，自己也在贬低女性（尤其在后来清华老师回复截图中称，有另一名女生拟录取，没有歧视的情况下）。

存在于社会男女之中的观念，到底是谁塑造的？现实中女性“要实现自我价值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依然要面临比少男多得多的困难”究竟是不是真的，是谁的责任？

《第二性》努力给出解答，从“生物学”的论证、“历史”的铺陈、到“女性的形成与处境”、“生存之辨”到“走向解放”，波伏娃一直在对女性的自我觉察和挽救作出提醒。

她在序言中写：

“许多男人由衷地认为女人是和男人平等的……同时他们也会说，女人根本不可能和男人平等，她们的要求是徒劳的……让男人看到社会歧视的极端重要性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这些歧视表面上无关紧要，但对女人的道德和智力造成的结果确十分严重，以至于人们认为这些后果是源于女人的固有本性……即使最有同情心的男人，也无法完全理解女人的具体处境……

因为他们对女人命运根本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不光男人对女人的命运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命运也不该承担任何责任。男人是被社会塑造的男人，女人也是被社会塑造的女人。

所有人所受的潜移默化的教诲在说“严父慈母”，男性背负的宿命是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必须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女性背负的宿命是可以用爱情和婚姻换取安全，可以对生活妥协，可以迷失而毫无方向地无聊生活。

本质上这是很残酷的，因为在背负上宿命的同时，人其他可能的人生自由被社会阻碍了，而社会是那么强大的力量。

一个男孩，他的志向如果赚不了钱，会被视作没出息和荒唐，没有积蓄买房和车，有文章以焦虑绑架，指责他养不活心爱的女孩，娶不到妻子。

一个妻子，她不打算怀孕生子，即使夫妻双方都同意，也难免不去承受上一辈的不理解和行动反抗，妻子因为对自己身体的决定，而要承受外人谴责。

豆瓣书评：《女权主义者下的蛋——第二性》

为什么要不断强化这些固有观念呢？很多时候，这些观念就已经镶嵌在家庭生活中，或者给孩子讲的神话、童话故事中。在意识到这些暗示着“男性就该做什么”或者“女性就该做什么”的表达后，避免传达给下一代也许能为他们开创新的未来。

男性为什么就不能柔弱？女性为什么就不能战斗？我一直相信一句话：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还不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大。

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就是最好的反歧视，不论男权或女权。举例而言，“中华田园女权”指的是正在走向矫枉过正的另一个极端的观点，不是反歧视，而是女性的权益要盖过男性，理由是“女性已经被歧视太久”，而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典型的强盗逻辑。

最基本的前提本应该是，抛却性别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人，由各自的成长经历塑造，而性别的标签不足以说明任何人。

客观上女性的歧视有没有呢？也是存在的，那是在求职岗位上的性别要求。要求一部分来自这些观念，认为女性吃不了苦且毅力不足（这是刻板印象）；另一部分来源于客观的身体条件，为了效益最大化的需求，尽量不聘请需要休产假的女性。

女性在遭遇这种状况时，也不是毫无办法，至少有法可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法〔2018〕344号的规定，女职工因就业歧视可以向法院以平等就业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存在性别歧视和侵害“三期”权益的用人单位将面临行政处罚。

此外，可以通过12333、12338、12351热线等渠道，对就业性别歧视举报投诉，相关部门会对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开展联合约谈，进行调查和调解，督促限期纠正就业性别歧视行为。被约谈单位拒不接受约谈或约谈后拒不改正的，将依法进行查处，并通过媒体向社会曝光。

这些举措已经出现，意味着反歧视的行动会带来更多可能，渐渐地融入大势所趋。

观念上防范、现实中维权，“性别歧视”不必成为挟持热点的“最强罪名”，而可以成为每个人默认摈弃的不正之见。

（所有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