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被提名歌手抵制，格莱美回归政治正确

2月11日，61届格莱美落幕，无论是女性主题还是颁给黑人歌手不少奖项，这次颁奖主题和结果都带着明显的平衡感，与去年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还是有多位大奖候选人缺席，甚至还有歌手抵制颁奖礼。

分别获得8项提名和7项提名的说唱歌手肯德里克·拉马尔（Kendrick Lamar）和德雷克（Drake）都拒绝了献唱邀请。此外，爱莉安娜·格兰德（Ariana Grande）因表演与颁奖典礼制作方未能达成一致而缺席，同时还曾在SNS发文称，准备好的表演被制作人限制创意表现方式，因此以不出席反驳对方的指控。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又因日程安排无法出席。

事实上，格莱美今年遭受的一系列“冷遇”从去年就有了先兆，60届格莱美收视率创了9年新低。不难想象，本届评审团压力很大——美国黑人平权运动开展得火热，奥斯卡奖的结果也彰显了美国式政治正确对于黑人地位的重视，然而从2010年起，格莱美的3个通类大奖（年度专辑、年度制作、年度歌曲）却没有任何黑人歌手得过奖。

如果没有杰出的作品才没获奖当然又另当别论，可近年来许多优秀的黑人音乐分明声名鹊起，格莱美把肯德里克·拉马尔（Kendrick Lamar）、碧昂丝（Beyonce）、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等歌手在提名里溜了一圈却铩羽而归，受到舆论炮轰。而且，去年女性艺人未获得重要奖项也饱受批评。这么罗列下来，近年格莱美的颁奖在美国环境下的众多颁奖礼中无疑显得特立独行。

为了挽救自己的权威性和收视率，格莱美本届提名名单中，黑人歌手一下子占据了半壁江山。自然而然，白人歌手的作品就减少许多。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Reputation》是格莱美年销量最高的专辑，居然一个通类奖提名也无（只有一个流行类提名）。

最终格莱美奉上连获两个年度制作和年度专辑的歌曲，是唐纳德·格洛沃（Childish Gambino）的《This is America》——歌词毫不避讳地讽刺美国社会滥用枪支、种族歧视的现状。作为Billboard冠军单曲，以及直接大胆的题材固然实至名归，但其主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格莱美力求政治正确的不懈努力。

最后的大奖“年度专辑”倒是保持了格莱美一贯的审美传统，颁给凯西·马斯格雷夫斯（Kacey Musgraves）的《Golden Hour》。据猜测，可能是其他黑人歌手的专辑人气太高，分票严重，而另一张白人专辑《By the Way，Forgive You》又相对冷门，导致这一张歌曲创作质量比较优秀的专辑成为最终赢家。

最佳说唱歌手、最佳说唱歌曲、最佳说唱表演颁给了肯德里克·拉马尔（Kendrick Lamar）、德雷克（Drake）和唐纳德·格洛沃（Childish Gambino）等，其中最佳说唱歌手还是双冠，不免有为了弥补去年观众遗憾的“分猪肉”嫌疑。德雷克最后一刻出现在颁奖礼上的致辞，也说明至少他对格莱美的诸多“讨好”并无好感。

虽然他的发言后一半被掐掉，但观众都听到了他公开diss格莱美，激情地对在场歌手直接喊话：得不得奖并不重要，有无数人愿意冒着风雪千里迢迢只为观看你们的一场演唱会，才是对歌手最大的认可。

（文末附致辞全文翻译）

而针对女性艺人获奖少，今年格莱美也不遗余力请来艾丽西亚·凯斯（Alicia Keys）作主持人，开场除了詹妮弗·洛佩兹（Jennifer Lopez）、歌手Lady Gaga外，还邀请来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以及演员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的夫人贾达·萍克特·史密斯（Jada Pinkett Smith）作为女性代表联合致辞。

除此之外，卡迪·B（Cardi B）凭借《Invasion of Privacy》成为史上第一位拿到最佳说唱专辑的女说唱歌手，反倒实现了妮琪·米娜（Nicki Minaj）、梅西·埃丽奥特（Missy Elliot）都未能打破的记录。最佳R&B专辑和最佳R&B歌手也颁给了新人女歌手H.E.R.——她的Future R&B风格是历来格莱美不待见的曲风（此前没颁给过曲风类似的FKA Twigs、Tinashe）。

从格莱美今年这一系列显得十足刻意的“政治正确化”的矫正，应当也可以引导媒体反思一种事实：在各个领域对政治正确的过分强调，有时会不会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曾经，我们都相信正义。可是后来，我发现你有你的正义，我有我的正义。到了最后，我们都滑向了非正义的边缘。”已经有不少媒体在传播中自问，政治正确是否反而导向新的政治不正确。

比如网易体育在报道《小威之怒，病态的美国式“政治正确”》中就提到，“......黑人女性跟白人男性哪怕政治立场完全相反，他们首先也都是人。意大利网球选手法比奧·福格尼尼因为言语辱骂裁判被罚9.6万美元，并被禁止参加一项大满贯赛事，但社会和舆论可没给他如小威一样的关怀，这已经能构成一种逆向歧视了......”

“在种族问题上，‘白人歧视其他人种’就叫做政治正确，但若公开说出说‘黑人、黄种人也有歧视’的事实，在美国社会就是禁忌。所谓反种族歧视，大部分时候，反的只是白人的种族歧视。两性平权也一样。男女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女人歧视女人、甚至无意识的歧视自己，就是很多平权者不愿面对的了。平权运动的铁锤都砸在男性头上，但别忘了，MeToo的发起者，女权运动领袖艾莎·阿基多最近因为性侵反被告......”

某种特定政治正确形成的同时，对于其他种族或性别的“歧视”也自然存在了。福柯在《性概念史》中指出，同性恋在社会构建中成为了一个物种。那么一旦个体有行为被界定为同性恋，这个人就成了同性恋，由此俱备了群众臆想下的同性恋群体的所有行为和特性。

他所反对这类政治正确的理由很接近《道德经》中“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的“无为”思路。

Muzuer在《为什么“政治正确”越来越不正确？》中解释，“对比一下波伏娃的《第二性》与福柯的《性概念史》......单就LGBT运动来说，福柯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指出了其中的弊病。LGBT群体运动表面上是在表达他们对自身权利的诉求，争取政治地位。但是实质上恰好自我确认了异于常人的身份。仔细一看可以发现他们的运动口号许多都是要求自己获取和异性恋者同样的权利。”

“其实这样的本质是使得他们‘从我是一个人’的思路走向了‘我是一个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的思路。那么这样的渴求.......其实反过来构建出了一个假定的正常人类，而这正常的人类被设定为是‘异性恋者’，由此社会群体才开始......进行内部分化，男生喜欢粉红色，女生喜欢剪短发，很有可能你就是个同性恋......病理学一旦被运用在文化研究上，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福柯一直与萨特这些人文主义者针锋相对。”

当然，无论格莱美颁奖还是其他任何颁奖礼的评审、报道，任何误差和偏见的产生在传播中难以避免，但希望以上这些反思有助于媒体工作者更警醒，能够尽力避免在传播中偏离符号所指而造成新的影响。

（所有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德雷克（Drake）：

致所有给我创作灵感、正在观看这场颁奖典礼的孩子们，以及对待音乐创作无比认真、讲述真实的我的同辈们，我想说的是: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基于偏见（opinion-base）而不是基于事实(factual-base)的——这与NBA不一样，如果在NBA，当赛季结束，你站在颁奖台上捧着奖杯，那是因为你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且赢了很多比赛。

但在我们现在的音乐环境，有时你的作品会被放到一些根本无法理解你的人手中评估。他们根本不能明白一个来自加拿大的混合种族的男孩究竟想要阐述与传达的信息，或者另一个来自纽约的新潮西班牙女孩还有其他人，还有我的休斯顿朋友Travis。

不过我最想说的是，如果你的歌曲、作品已经被人一字一句地传唱，如果你已经成为了你家乡的传奇、英雄，如果甚至那些有固定工作的上班族都努力买票，不论雨雪也要去观看你的演出，我向你保证，你根本不需要这些奖项的证明，因为你已经成功了。